卢梭认为：过去的法律虽然不能约束现在，然而我们可以把沉默认为是默认，把（当代）主权者本来可以废除的法律而并未加以废除看作是主权者在继续肯定法律有效。
特别是在中国转型时期的法治建设过程中，这几方面的因素同时存在，因此，自由裁量的问题，既是法治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也是一个中国特定时代和空间背景下的特殊性问题。其次，行政执法的过程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最经常和最广泛的领域。
控制自由裁量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将自由裁量的行使引向理性化。实行这一路径的方式具有多样性：行政系统的层级监督，例如上级行政机关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检查。控制模型的基本要素包括：关于对自由裁量权控制的理念（控制理念），控制主体（控制主体）由此为实现这种理念而设计的自由裁量控制支撑制度（控制制度）以及具体的控制技术（控制技术）这四个最基本的要素。既要强调事前的立法控制和事后的监督控制，更要强调事中的程序控制，强化行政裁量权行使程序的竞争性，使当事人能够在一个公开、公平的程序中运用自己的话语、知识和权利，来挑战行政的判断和选择，构成一种知识和利益上的竞争机制，打破行政机关对知识、信息和话语的垄断，从而促进裁量主体作出判断、选择和决定的理性化。通过程序的竞争控制模式，是以裁量权的行使过程为中心的权力控制模式，能够从根本上转变传统单一控制模式的不足，在行政过程领域吸纳多种权力控制模式，从根本上保证裁量权的理性行使。
但是同一法律又规定：如果法院认为行政行为滥用职权，或者行政处罚显失公正，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并可以作出撤销或变更判决。也就是说，在定性问题上，执法者依然有很大的判断权和裁量空间。这两种权利的冲突还可能来自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现实矛盾。
第二，适当性原则，要求限制的手段必须能够促成所追求的目的。秦惠民：《走入教育法制的深处——论教育权的演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175页。[38] 不具有通常优先地位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处理基本权利冲突时所遵循的一种惯例，旨在避免对某项基本权利有先入为主的判断。儿童最大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儿童[1]性教育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密切关注。
所谓平衡，并不要求任何两方关系的亲疏距离都相等，因为儿童首先是父母的子女、是家庭中的成员，父母与儿童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儿童首先在家庭内部接受性教育，这种因家庭亲子关系而产生的紧密度要远超过国家与儿童。父母在教育中获得的利益大致是：可以通过教育将自己的价值传递到子女身上，作为自身生命价值的延续和对生命愿景的期许。
在国家—父母—儿童三方关系的视角下，高桥小学性教育课程使得该校二年级某学生、学生的家长和国家在极其特殊的维度上处于紧张关系中，在紧张关系的背后存在基本权利被限制的问题。[26]无论是家长还是社会各界，在预防儿童性侵害方面基本没有异议，因为这与儿童身心健康具有直接的、显著的联系。本文还使用了青少年未成年人和未成年子女等表述，这些均与儿童的含义相同。以上法律的明确授权，使得国家通过高桥小学开展的性教育对父母性教育权的限制能够符合法律保留原则。
性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家和父母必须理智地合作，积极地推进儿童性教育。《珍爱生命》读本的配图、文字仅仅是针对客观情况的描述，并没有表达任何具有特定倾向的性观念。[25] 我国儿童性教育领域呈现的次要矛盾是，人们更加关注性教育在预防性侵害、促进青春期健康上的工具意义，忽视对儿童性观念、性意识、性道德全方位的规范引导。比例原则的审查可以分为四步： 第一，目的正当性原则，审查限制手段是否追求正当的目的。
儿童的人格全面发展权、受教育权应当得到全方位的保障和促进，在性教育领域落实这些基本权利的具体途径是开展全面性教育。[15] 参见叶强：《论作为基本权利的家庭教育权》，载《财经法学》2018年第2期，第80-84页。
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孩子总是会长大的，抚育作用本身是在促成孩子的独立能力……抚育的目的是在结束抚育。[5]国际法学关注儿童性权利的国际法保护义务。
[33]如果国家没有尊重儿童的权利，没有适当且充足地履行这些义务，都可能影响到儿童的性受教育权。《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第13条第3款。最佳的论证路径应是结合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这一人权条款，将父母教育权解释为《宪法》上的未列举权利，因为人权条款作为我国宪法中基本权利的概括性条款，可以作为目的论解释的基础。（2）培养儿童正确价值观、遵守社会公德。第二，学校应当在课程中保持多元开放的价值观理念，避免机械地灌输性知识，尊重儿童及其父母在性知识背后的宗教信仰自由。[2]由于没有处理好儿童性教育中的基本关系，有关争议每隔几年就会卷土重来。
性侵害是对身体与心灵的双重伤害，受到性侵害的儿童有可能将这些痛苦和创伤外部化，产生一系列的行为和人际关系问题，也会严重影响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因为当这位家长迟延开展性教育或者传授极端的性知识、性观念、性道德时，或许会被高桥小学性教育课程所批判甚至是否定，家长开展性教育的实际方法也或许会被高桥小学性教育课程所纠正。
儿童性教育中的争议实质上是宪法问题，应当从宪法层面建构一套适用于儿童性教育的理论模型，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虽然接受教育与自我学习是终身的，但是性领域的受教育权具有较强的时间特征。
原因在于，为了维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父母既有权对子女灌输自己持有的性知识、性观念、性道德，还要监督甚至抵御国家与其性价值观不一致的性教育。在民法监护制度中，父母以监护人的身份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
与父母在私密空间开展性教育相比，学校的性教育是在公法的秩序范围内进行的。高桥小学开展儿童性教育，实质上是让国家性教育权进入到家庭内部，将具有高度伦理性、亲密性和身份性关系的性知识、性观念、性道德作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共享的内容。文章来源：《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22年第1期 进入 陈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性教育 。[32]儿童心理的变化意味着父母与儿童之间沟通、教育的难度在加大。
2017年，杭州市萧山区高桥小学一位二年级学生的妈妈在微博上吐槽学校发放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以下简称《珍爱生命》读本）尺度太大，书中配图引发网友热议，高桥小学事后立即收回了这套读本。以国际人权法上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例，《儿童权利公约》的主要起草者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并没有定义何为最大利益，儿童的最大利益并没有一个固定且明确的内容。
劳凯声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教育法学基本问题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143页。这些观念主要包括：（1）无师自通论，即不需要性教育，性知识会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自然了解。
[19] 费孝通：《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也就是说，父母性教育权本质上是为了儿童在性领域的受教育权服务的，儿童是父母性教育活动的直接受益人。
公民这一政治共同体下的角色，意味着应当在共同体中参与公共生活、关注共同体的利益超越自己的私人利益。[2]参见《儿童性教育读本内容直白吓到家长》，载《新京报》2017年3月4日，第A14版。[16]所以，父母教育权属于我国宪法层面的基本权利。所以，高桥小学开展儿童性教育可以通过狭义比例原则的审查。
[45] 参见[德]康拉德·黑塞：《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5-256页。注释: 注释: [1] 儿童，是指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
根据客观价值秩序原则，儿童性受教育权作为客观的法，国家需要建立适当的性教育和保护制度，建立能够切实促进和保护儿童性受教育权的组织和程序。因此，儿童性教育中基本的权利、权力类型可化约为儿童性受教育权、父母性教育权、国家性教育权。
学校性教育的形式可以包括专门的性教育课、学科渗透的课程、班会，学校性教育的活动可以包括演讲、展览、观影、咨询等，总之，学校可以提供灵活多样的性教育。第三，在权利行使的时间范围与实质影响上，父母性教育权在一定时间范围内逐渐弱化，教育的权威和实质影响终将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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